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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她走的时候跟我妹妹擦肩而过。

　　爸爸坐在沙发上，揉着太阳穴。

　　“这孩子翅膀硬了，眼里哪还有我们。”

　　妹妹没有什么表示，缩回自己房间。

　　关门前回头说了一句。

　　“姐也真是的，说走就走，也不提前让我们准备一下。”

　　门关上了。

　　客厅里只剩下电视机待机的嗡嗡声。

　　妈妈拿了扫帚和簸箕，弯腰一片一片地扫。

　　扫到一半，手停了。

　　她看见那双旧拖鞋。

　　放在鞋架最底层，灰扑扑的，鞋底都磨平了。

　　是我上高中时就在穿的。

　　每次回家换上，走起来不出声。

　　她把那双拖鞋捡起来放在手里看了一会儿。

　　又放回了，原位继续扫地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妈妈炖的鸡没怎么动。

　　妹妹吃了一只鸡腿就说饱了，回房间打游戏去了。

　　爸爸喝着汤，闷声不响。

　　妈妈坐在对面，筷子夹着鸡翅举到一半又放下了。

　　“她上次说出差的事，我怎么不记得了？”

　　爸爸抬眼。

　　“说过吗？”

　　“好像说过一嘴。我以为就是去几天那种。”

　　沉默了几秒，爸爸把碗往前一推。

　　“她一个人去那边能行吗？英语好不好？住哪？”

　　妈妈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。

　　她不知道我英语过了专八。

　　没记住我去年升了项目组组长。

　　更不知道我做手术那天，签字的手在抖。

　　我到悉尼的第三天才开的机。

　　时差倒过来已经是国内凌晨一点，手机上一百多条未读消息。

　　妈妈发了十二条语音，从第一条的质问。

　　“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。”

　　到最后一条的沉默，四十秒的语音里只有呼吸声。

　　爸爸发了一条文字：”到了打个电话回来。”

　　妹妹的消息倒是简短。

　　“姐你走了你的衣柜让我放东西了哈。”

　　新住所是公司安排的公寓，一室一厅，朝北。

　　南半球的冬天和国内的节奏反过来的。

　　我站在阳台上，裹着从国内带来的旧外套，看楼下的树被风吹得沙沙响。

　　第一次，没有人需要我做任何事。

　　不用打钱，不用接人，不用洗窗帘，不用当姐姐。

　　这种空落的感觉不是自由，更像是被连根拔起之后的失重。

　　第一周我几乎没怎么跟家里联系。

　　妈妈的电话打了三次，我都以在开会为由挂断，事后发一条文字过去。

　　“忙完再联系。”

　　她没再追问。

　　第四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去超市买菜。

　　走到禽肉区的时候，看见冷柜里整齐齐码着的鸡腿。

　　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

　　然后拿了两只放进购物篮。

　　回去那天晚上我自己炖了鸡汤，两只鸡腿都在锅里。

　　盛出来放在碗里的时候，我盯着它们看了好一会儿。

　　咬下第一口的时候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
　　不是委屈。

　　是二十六年来第一次，碗里有属于我的鸡腿。

　　我把两只都吃完了。

　　骨头吐在碟子里，干净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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